超现实主义作为二十世纪初兴起的重要艺术运动，以其对梦境、潜意识与现实的颠覆性融合，彻底改变了西方肖像画的传统范式。在超现实主义肖像中，人脸不再仅仅是外貌的忠实再现，而成为探索人类心理深度、社会身份与存在本质的迷幻剧场。
超现实主义肖像的核心特征在于对理性视觉逻辑的摒弃。艺术家如萨尔瓦多·达利在《记忆的永恒》变体肖像中，将面部特征与融化的钟表、荒芜的风景并置，暗示时间对个体身份的侵蚀与重构。雷内·马格利特则通过《人子》等作品，用青苹果遮挡面孔，既隐藏又凸显了现代人的匿名性与普遍性，质问着“可见”与“不可见”之间的认知界限。
这种流派的肖像往往打破人体解剖的常规，进行生物形态的变形与嫁接。胡安·米罗笔下简化的面部符号，如同儿童画与原始岩画的结合，剥离了社会性伪装，直指潜意识中的本能意象。而弗里达·卡罗的自画像虽常被归为象征主义，但其将个人伤痛、文化身份与奇幻生物融合的视觉语言，同样渗透着超现实主义对内在现实的执着挖掘。
超现实主义肖像亦是对传统身份政治的挑战。在女性超现实主义者如莱奥诺拉·卡林顿的作品中，肖像成为反抗性别规范的场域——人脸与动物、神话生物的 hybridity（混合体），隐喻着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与超越二元对立的身份流动性。多萝西娅·坦宁在《生日》中的自画像，以缠绕的服饰、神秘的走廊背景，将自我呈现为一个不断解谜的梦境迷宫。
技术层面，超现实主义者广泛使用自动主义绘画、拓印、拼贴等手法来解放潜意识。肖像的创作过程本身即是一场与不可控心理力量的对话，线条与色彩不再服务于写实，而是成为欲望与恐惧的 direct transcript（直接转录）。这种“心理自动化”使肖像脱离了被画者的社会标签，转而揭示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与焦虑。
在当代视觉文化中，超现实主义肖像的遗产依然深刻。从数字艺术中的人脸算法扭曲，到时尚摄影中的身份扮演游戏，其核心精神——质疑表象、探索自我多重性、拥抱非理性真实——持续启发着我们对“何为肖像”乃至“何为人类”的重新想象。超现实主义的肖像，最终是一面破碎的镜子：它映照出的，从来不是一张完整的脸，而是无数个重叠的、躁动的、在现实边缘舞蹈的自我可能。
